1956年9月初，我从江西来到华中师范学院上学。当时华中师范学院分在两处，城外的的桂子山和城里的昙华林，我是到新校区的桂子山。那时的桂子山，算是在远郊，从武昌中华路轮渡码头，乘学校迎新的校车，出大东门之后，往南经街道口的校园内，一路尽是砂石土路，公路两边房屋稀少，街
道口三层楼的新华书店，与洪山宝塔对望，是方圆十来里最显眼的建筑。学校尚在建设，抬头举步，处处是赤裸的黄土，偶或还有挖掘未及填平的墓穴，这种境况和我想像的大学校园很有距离，使我很觉失望。几天后，到昙华林进行体格检查——那时，校本部在昙华林，学校的行政机构和医院都在那里。
校车从桂子山开出，过小东门之后，经云架桥，进入一条很窄的巷子，好像是刚刚容得下一辆大客车，司机对路径十分熟悉，不停地把方向盘左拧右转，车子在巷内蜿蜒游动，我们这些新学生，很担心两旁的房屋墙壁撞在车窗玻璃上。终于，到了一座大门前，左手一拐，稳稳地停下，进了昙华林了。昙华林面积不大，和我的母校九江同文中学差不多，它们原来都是基督教教会学校，彼此还建立过密切的关系，我中学的许多学长，就是直接保送到这里深造。桂子山校区是新建的，宿舍和教学楼都很规整，整齐划一。昙华林的房子每座各显个性，散落在树影之间，好像每一座都藏着秘密，引你深入里面去探究。我在心里喊一声：这才是读书的地方!两年以后，其中说来话长，中文系与数学系互换，由桂子山搬到昙华林，一直住到1966年6月。
我们住在文华楼，由于人多房少，我们住的宿舍乃是以往的教室，宿舍教室挨在一起。文华楼是一座正方形的大院子，北面三层，其它三面两层，环绕着中间的大天井。北面中央尖顶下悬着一口钟，上课下课敲钟为号，不像桂子山的电铃。我喜欢那沉稳、厚重而又尊严的钟声。电铃仿佛急促、专断、强制的命令，钟声则是从容、优雅、含蓄的提示。钟声在树林繁茂的枝叶间穿行，折射回来又四面扩散；停敲良久，还在树叶的颤动中回荡。不同的社会单元，需要不同的符号传播方式，军营里用号角，工厂里用电铃，至于学校，还是钟声最好。如果把四节课比作交响乐的四章，钟声就是两章之间的间奏。经验老到的教师，在上课钟声最后一响踏进教室，他讲课的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出口之时，下课钟声响起——给人一种紧凑和谐天衣无缝的美感。下课以后，老师的传道之言与钟声的余响，在学生心里袅袅飘动，潺潺流动。昙华林大树参天，四季皆绿。
春天，早莺在树顶啁啾；夏日，蝉儿在浓荫里长鸣；仲秋，金桂远播馥郁的香气；冬夜，月光穿过树枝在地上织成幻妙的图案。大树把校园间隔成许许多多小天地，好像是回廊曲院，显出幽深与静谧，方便学生从尘世遁人哲思或审美。那里几乎每一棵树下都留有我的足印。我至今仍然记得，我斜倚哪一棵树入迷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地下室手记》，在哪几棵树间徘徊默诵丘迟《与陈伯之书》。作家的清词丽句与树叶的沙沙吟唱应和，浸人心田。我的心也染上了绿色。昙华林的房舍，各有嘉名，有叫博育楼，有叫颜母室……这些名称与钟声配合，把学生导人民族文化的源头，使人联想到孔夫子在洙泗之滨授业的弦歌之声。后来我读郭沫若的《洪波曲》，知道30年代末，周恩来、郭沫若在昙华林领导文化界抗战宣传工作，又似乎听出这钟声里留寄了抗日歌曲的旋律。而今，桂子山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，数千株桂花树，数百棵广玉兰，还有樟木、悬铃木、雪松、梅花、迎春花，装点美丽的校园，让人留连、深爱。喜新复怀旧，我时时怀念昙华林的树影钟声，怀念它们无穷的情韵。
